霍巍等著:《歷史鑄就統一體:考古與文物所見西藏和中原關系資料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22年10月
緒論
經過五年多的辛苦努力,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第二批)《文物考古中西藏與中原關系資料的整理與初步研究》(項目批準號11&20121)已經形成研究成果可以公開出版了。在此項成果出版之際,正值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新時代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標定了西藏工作的歷史方位,對新時代西藏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形成了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對標本項重大課題的研究成果,我們深受鼓舞,信心倍增?;仡櫛菊n題研究思路和具體內容的形成,更是深刻感受到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對于本項課題在宏觀上所具有的方向性指導意義,以及在具體研究路徑上的重大啟示作用。
研究背景
一、在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回答“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個重大問題上,僅僅依靠漢藏文獻材料的局限性已經十分突出和明顯,必須充分利用考古學和文物學的研究成果
長期以來,在關于西藏與中原關系、西藏的歷史地位等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的討論上,國內外學術界主要依據的材料是漢藏文獻材料,如漢文史籍當中的《新唐書》《舊唐書》《冊府元龜》《通典》《通志》《明實錄》《清實錄》等正史典志,以及宋、元、明、清以來的各種官府檔案文書,藏文史籍中成書于公元15世紀前后的《青史》《紅史》《漢藏史集》《賢者喜宴》等史書,包括歷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的文書檔案等等。毫無疑問,這些史料對于研究唐以后,以至元、明、清各代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具有重要的價值,但是卻無法回答自遠古以來人類在開拓青藏高原的進程中,這一地區的史前人類和史前文化與中原文明是何種關系?西藏的史前文化是否是孤立發展起來的或者是所謂“外來的”?吐蕃王朝形成以前和吐蕃王朝的建立過程中,這一地區和中原以及周邊地區的關系究竟應當如何加以正確認識?藏民族及其文化在共同構建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當中究竟從實物史料上可以觀察到哪些富有價值和意義的歷史軌跡?這一系列的問題如果僅僅依靠年代相對晚近的漢藏文獻,最終是難以闡釋清楚的,更無法正面和直接地回應目前國際藏學界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爭論,其局限性已經十分突出和明顯。
二、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來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發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成為本課題堅實的資料來源和研究基礎
西藏科學意義上的文物考古工作起步很晚。從19世紀末以來,隨著個別國外學者進入西藏開展零星的地面考古調查開始,始開其端,但遑論有何進展,資料也十分貧乏,這個局面一直持續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直到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以我國考古工作者為主體,在從舊石器時代以來直到吐蕃王朝時期以及其后各個歷史階段,開展了一系列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一批全新的實物資料,為本課題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資料,也展現出一批具有較高質量的學術成果,成為本課題堅實的資料來源和研究基礎。這個局面將有力地推動這一領域的科學研究,也有助于以科學、規范的學科闡釋和地下出土實物證據為依據,廓清相關歷史問題,還歷史的本來面目。所以,無論是從史學研究的新材料和新方法而論,還是從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而論,尤其是在事關國家、民族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討論上,在傳統的藏學研究領域中充分利用新的文物考古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三、在以往的研究中,利用文物考古材料的零散性、細碎化特點十分突出,無法形成在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問題上從這一特殊視角出發可望得出的總體性、系統性的科學認識
迄今為止,回顧近百年來的藏學研究學術史和中國考古學史,還沒有一部從文物考古的研究視野出發,從總體上系統、全面地觀察認識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的學術成果問世。這一方面是由于客觀上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起步相對較晚,其自身的學科體系、資料構建、闡釋方法與理論均不夠成熟,這一局限性也深刻地影響到其參與和介入到藏學研究領域的廣度與強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人們主觀上還未能將實物史料的重要性放在與文獻史料同等重要的地位來加以重視和利用。在以往的相關領域研究中,對文物考古材料雖然有所利用,但卻顯得十分零散、細碎,缺乏宏觀視角上的觀察分析和對基礎性資料的全面整理與綜合研究(詳見下文研究現狀評述),因而無法在該領域的研究中得出系統性、總體性的認識。有鑒于此,極有必要對現有的材料加以認真的梳理、研究和整合,才有可能發揮其應有的學術效應,服務于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研究的需要,服務于黨和國家宏觀戰略理論發展的現實需要。
研究的意義和價值
一、彌補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研究中一個重要的空白,成為該研究領域中一項大型的基礎性的研究成果
文物考古材料與文獻史料具有不同的特點,可以起到文獻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在關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又多次強調:“讓文物說話,把歷史智慧告訴人們,激發我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西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留下了大量文物古跡,代表著古代藏族人民的智慧結晶和勞動創造的成果,是西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量的歷史古跡和文物見證了西藏的發展,多層次、多方面地見證了西藏各民族之間以及西藏地方與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所行使的主權。
通過文物考古中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將其與文獻材料相互印證、相互結合,全面理解和認識藏族文化和歷史的起源、發展、形成的進程;透過文物考古資料觀察漢藏關系的諸多層面(尤其是過去研究中常常忽略的物質生活交流的層面);梳理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發展的演進脈絡和主體框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我們期望本課題的學術成果成為該研究領域中一項大型的基礎性研究成果,成為藏學研究領域具有廣泛參考意義和使用價值的一部工具書。
二、彌補唐以前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研究的空白,長時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審視西藏之所以“自古以來便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進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地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他指出,經過幾代人的接續奮斗,我國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這對于我們研究認識西藏歷史也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和指導意義。
眾所周知,現存的漢藏文獻典籍都是唐以后才逐漸形成的,無法客觀、科學地復原唐以前西藏史前文化發展的基本狀態,無法勾勒青藏高原史前人群的產生與移入、原始居民的生產與生活、對高原環境的適應以及對高原地區的拓殖與開發史的基本線條,更無法從事物發展的本源上認識西藏文明之所以自古以來便與中原文明以及祖國周邊地區各民族之間發生密切聯系的外部客觀條件和內部動因。通過本課題開展長時段、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充分利用地下出土的考古實物材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西藏史前文化的面貌,通過梳理其自身發展的軌跡及其與中原文明之間在各個方面的關系,彌補唐以前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研究的空白,使其成為本課題成果中最具特色和最具顯示度的部分。
三、提供豐富的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實物證據,深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中包括藏族在內的多民族團結和睦、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歷史認同感,為西藏現代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提供歷史借鑒
文化的交流是雙向的,漢文化向西傳播,藏文化向東傳播,這種關系源遠流長。漢藏文化交流是從何時開始的?又是以哪些方式、在哪些層面上展開的?這種“雙向互動”的交流在文物考古中留下了大量可貴的實物證據。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歷代中央政府有效管理西藏,在西藏地方行使主權,促進了漢藏文化間的不斷交流與發展,西藏大量文物考古材料均反映出漢藏文化交流的信息,揭示了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施政和主權管理;而在另一方面,藏文化也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深刻影響到漢地文化的發展,形成雙向互動的關系。
西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當今已經進入到一個更為密切、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新的歷史時期。通過本課題的研究成果,可以深化對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過程中包括藏民族在內的多民族團結和睦、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歷史認同感,為西藏現代社會的跨越式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和理論依據,這也是本課題研究最為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本課題研究總體框架
一、主干性研究成果
基于上述分析,本課題所設計的總體框架是在全面收集、整理、研究相關文物考古資料的基礎上,形成兩個部分的主干性研究成果:
1.基礎資料卷
第一部分為基礎資料卷,按照時代先后分成五個分卷,即:“基礎資料史前、吐蕃卷”“基礎資料五代、宋、元卷”“基礎資料明代卷”“基礎資料清代上卷”“基礎資料清代下卷”。各卷依照時間先后將本項研究所獲取的文物考古資料以條目的形式加以匯總,每一條目之下包括相應的圖像資料與文字說明,并盡可能地標示出資料出處,以便檢索和利用,成為本成果為社會各界和研究者提供的相關資料集成。
2.綜合研究卷
第二部分為綜合研究卷,此部分內容是課題組根據所獲基礎資料,廣泛收集相關歷史和考古文獻進行的深入研究。大體上又劃分為以下各分卷:即“史前、吐蕃時代”分卷、“五代、宋元時期”分卷、“明代”分卷、“清代”分卷等。之所以采取這一總體框架和時代劃分,是基于對西藏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漢藏關系和漢藏文化交流的總體特點、歷代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發展的主要線索這三個基本點來加以考慮和設計的,可視為對基礎資料的總體概說。
二、專題研究卷
第三部分為專題研究卷,此部分內容是對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文物考古資料所反映的某一方面內容(如重大歷史事件、人物、文物等)展開的專題研究,較之綜合研究卷而言,涉及的內容更為具體,研究也更加深入、細致。
三、本課題研究預期達成目標
根據課題原有的設計,預期達成的目標有以下四個方面:
1.使之成為第一部同類問題中最完整、系統的資料集成與研究著作
盡最大努力廣泛、深入、全面地收集和挖掘所有相關的文物考古資料,盡可能對國內現有資料加以窮盡式的收集整理,對國外相關資料也最大限度地加以收集利用,使本課題的最終成果成為國內外同類問題研究中第一部最為完整、系統的資料集成與研究著作,成為在學術界具有廣泛參考價值和長久時效性的一部基礎性成果。
2.能充分反映研究領域的學術前沿性和創新性
最大限度地借鑒、消化和吸收學術界既有的研究資料和研究成果,但又突出本課題以實物資料作為研究對象的特點,將文物考古資料和文獻材料有機結合,同時廣泛吸收多學科交叉融合的成果,既強調成果的繼承性和整合性,同時也更為強調成果的原創性與自主性,使之不僅具有扎實的史料支撐,而且在學術上能夠集以往研究成果之大成,充分反映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術前沿性和創新性,占據這一學術高地。
3.深化和拓展這一研究領域的視野與角度
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能夠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在西藏地方與歷代中央政府、漢藏文化關系、漢藏文化交流等研究領域的視野與背景,以實物形態更具說服力的對不同歷史時期西藏地方與中原關系發生、發展、深化、演變的基本線索、外部環境、內部動因、表現形式、內在機理等加以探討,在宏觀視野之下進行細致入微地觀察、分析和論證,闡幽發微,引領研究朝著前所未有的深度與廣度不斷向前發展。
4.提供豐富歷史借鑒為黨和國家現實服務
深刻揭示西藏地方自古以來與中原各種錯綜復雜的關系發展演進的主流與脈絡,闡釋西藏文化成為祖國多民族文化的一員、藏族成為祖國各民族大家庭一員的歷史必然性與客觀現實性原因,使本項研究能為當今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長治久安提供豐富的歷史借鑒與治藏經驗,服務于黨和國家的現實需要。
(本文載于霍巍等著:《歷史鑄就統一體:考古與文物所見西藏和中原關系資料研究》,文章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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